星期一, 1月 14, 2008

欲成偉大先需自殺?

出處:王蒙先生你自己為什麼不去自殺?

中國傳統儒家重生輕死。2000年以下,前文化部長王蒙先生一語驚人:「偉大作家不多是因自殺的太少了!」。

  既然如此,王蒙先生你自己為什麼不去自殺?

  普通讀者可以說「欲成偉大先需自殺」,但是王蒙先生在說這句話前,顯然是沒有考慮到自己的立場。在他說完這句話後,可能想到了這麼說會危急自身,又立即補上了一句:「我也屬於可憐的愚昧者,做不成也不會去自殺!」

  既然如此,該誰去自殺?想成為偉大作家的年輕人?

  從日本的芥川龍之介、川端康成、三島由紀夫、西方的茨威格、法捷耶夫、葉賽寧、傑克·倫敦,中國的屈原,王國維,鄧拓,傅雷……確實有許多作家,選擇了結束自己的生命。

  有的作家很偉大,也有的偉大的作家自殺了,但是以為自殺了就能成為偉大作家的,無疑是和「欲練神功,揮刀自宮」一樣的妄想,其結果很可能是「縱然自宮,未必成功。」

 日前,原中國文化部部長王蒙廣州中山大學,與大學生們探討中國文學問題,提到有數據顯示,作家的自殺率達7%,遠遠高於畫家及音樂家,一語驚人:「中國作家為什麼偉大的不多?就是因為作家自殺的太少了!」

  於是有網友問:「王蒙先生,你為什麼不自殺?」

  普通讀者可以說「作家該去自殺」的人,因為他是普通讀者;自殺了的作家也可以這樣說。但是王蒙先生在說這句話前,顯然是沒有考慮到自己的立場。

  從 王蒙先生的身份來說,他不是沒有自殺的機會:他年輕時寫了《組織部來的年輕人》,寫《青春萬歲》,一舉成名。不過那時他似乎沒有想過通過自殺來成為偉大的 藝術家。之後他又寫了一系列大作,聲名日隆,自殺成名為真正的大家的時候來了,然而他當了文化部的部長;九十年代末,他不再做部長了,應該可以自殺了吧? 誰知有一個叫海子的詩人,先在北戴河自殺了。直到二十一世紀,2005年,他跳出來說「中國沒偉大作家,是因為作家自殺的太少了。」然後,可能想到了這麼 說會危急自身,又立即補上了一句:「我也屬於可憐的愚昧者,做不成也不會去自殺!」

  既然如此,該誰去自殺?想成為偉大作家的年輕人?


苟活的理由

  王蒙先生在發出「中國作家自殺的太少」的呼籲的同時,也表達了對進了福布斯排行榜,並且年收入330萬的余秋雨同學的又羨妒之情,「他沒寫什麼啊?但他就是受歡迎嘛!」

  波斯特曾這樣解釋現在文人自殺和發瘋的變少:「現代社會裡文人藝術家們精神不健康者明顯減少,原因是他們都變得很現實,不再像19世紀或20世紀上半葉的同行們那樣為理想而奮鬥,因此就少了許多苦悶和煩惱。」

  資本是非常現實的,它只願意支持那些能夠使自身增殖的作品。只有對那些預期的「暢銷書」,出版社老闆才會不吝重金投放廣告,邀請一些「評論家」開「研討會」來為這本書說好話,讀者也就這樣被引導著去購買他們炒作的書。

自殺就能成為偉大的作家?

  雖然有人稱,用艾森克個性問卷(EPQ)對藝術家、作家進行測試,發現作家在概唸過度包涵、怪異思想上和精 神病人極其相似。並列舉了人類歷史上300名具有重要影響的人物,得出的結論是:小說家中有46%患有嚴重的精神病理毛病,如陀思妥耶夫斯基、福克納、海 明威、普魯斯特、勞倫斯、卡夫卡、司湯達、福樓拜、莫里哀、托馬斯·曼等不勝枚數;更有7%著名作家自殺:包括芥川龍之介、川端康成、三島由紀夫、茨威 格、法捷耶夫、葉賽寧、傑克·倫敦……

  然而,並非偶然的是,這些作家恰恰是在一生中最健康的時期創作出他們最好的作品,他們是在完成了偉大的事業之後才得精神病的。在《你往何處去》中有一段情節,暴君尼祿感嘆他沒寫出荷馬似的巨著,就有佞臣諂媚說,「那是因為沒有一座燃燒的特洛伊」給他,之後就發生了著名的「暴君焚城錄」。

  當 然,就算再燒掉十座同樣偉大的城市,尼祿也還是寫不出一部《奧德修斯》或是《特洛伊》。這也正如自殺與成為偉大作家之間的差別:有的作家很偉大,也有的偉 大的作家自殺了,但是以為自殺了就能成為偉大作家的,無疑是和「欲練神功,揮刀自宮」一樣的妄想,其結果很可能是「縱然自宮,未必成功。」

古今知名者論自殺

   在E·貝克爾《反抗死亡》總他寫道:人的處境的諷剌在於:最深刻的需要是要擺脫死亡和毀滅的焦慮,但是,是生活自然喚醒了這種需要,因而我們必須從充分的生的狀態退縮回來。

  據說,在自然界中只有人才會有意識地真正自殺,所以自殺是真正的人的問題,古今的大家,也往往就生死發表各自的看法。

  著名的法國哲學家加繆曾經在他的隨筆《西西弗的神話》中這樣說道:「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,那就是自殺。」加繆本人並不贊成自殺的,但卻對它給予給大的關注。

  英國的J.K.哲羅姆在他的《智者諧話》這樣說:「我們30歲上既不憎惡,也不悲淒,既不歡樂,也不失望,不再像我們十幾歲時那樣了,我們失意卻不會去自殺,我們暢飲成功的美酒卻不會喝醉。」

  弗洛伊德則指出,「死的本能的本性是緘默的」,死本能既表現出毀滅對手的願望——這種毀滅也許僅限於憤恨,怨惡,也表現為自殺,自虛,自我懲罰和自我譴責等以自身為對象的破壞慾。(《弗洛伊德後期著作選》)

  維特根斯坦這樣解釋他的入伍動機:「因為我有自殺傾向,而沒有比戰爭更好的自殺方式了。」

  紀伯倫說,「當你解答了生命的一切奧秘,你就渴望死亡,因為它不過是生命的另一個奧秘。生和死是勇敢的兩種最高貴的表現。」

  海明威則是這樣說的。「一切故事,講到相當長度,都是以死結束。」

  比起西方的哲人,中國傳統中的儒家將著眼點放在現世的生命上,強調生的價值與意義,孔子曾說,「不知生,焉知死」(《論語-先進》);同時儒家認為,「身體髮膚,受之父母,不可毀也。」

  雖然儒家也提倡「死有重於泰山」,《孟子·盡心上》指出:「天下有道,以道殉身;天下無道,以身殉道」,《孟子·告子上》更提出「捨生而取義」的價值觀,以為「所欲有甚於生者,所惡有甚於死者。」然而從中國的整個哲學上來說,是傾向「好死不如賴活著」。


中國作家

  也許是因儒家文化的影響,中國作家自殺的人數 不多。從屈原算起,到新中國成立,我國自殺的作家不超過三十個。中國極少有為「靈魂問題」而自殺者。自殺的理由多是和當時判定的「大是大非」有關,如屈原 眼見楚國君昏臣佞,救國無望,自沉汨羅。劉安不滿漢武獨斷專行,憤而自殺。宋元之際、明清之際的換朝止時,也有文人自盡,如絕食而死的謝枋得,投水而死的 陳子龍,自縊而死的倪元璐等。

  「五四」以後,西方哲學文藝思潮進入中國,文人的心理開始有所變化。當年王以仁自殺是因為失戀;朱湘自殺是因為經濟困窘;王國維自殺,則有受西方的尼采、叔本華哲學影響,維護人的尊嚴的思想以及「壯美」的美學觀的多種原因在。

  「文革」時期,著名文學家鄧拓,前《人民日報》總編輯和社長。於1966年5月5月18日自縊身亡,成為在那段非常的歲月裡,第一個以死抗爭的殉道者。之後,老舍、聞捷、傅雷等一批作家自殺。

  在懷念傅雷的文章中,他的後輩這樣評價:「他是他自己精神世界的王,這是他所有痛苦與憤怒的源流。他不是因為受了辱才去自殺,而是因為要去自殺才覺得受了辱。」

  近年來自殺的作家包括:
  著名詩人海子。於山海關臥軌自盡。
  著名詩人顧城在移居新西蘭某島後,砍死其妻並自盡。
  北京大學詩人戈麥在圓明園附近投水自殺;另一位北大詩人海語在山海關附近臥軌自殺;
  以「報告文學之父」著稱中國文壇的詩人、作家徐遲在醫院跳樓自殺身亡。
  以《南京大屠殺》而「終結了日本對南京的第二次強暴」的張純如女士,在家中飲彈自盡。

西方名家

  亞里士多德,希臘著名哲學家。於公元前322年在厄裡帕海峽跳海自殺,終年62歲。據說他自殺時說道:「願厄裡帕的水吞沒我吧,因為我無法理解它。」

  蘇格拉底曾為西方道德哲學做出了很多貢獻,最終,他因堅持自己的信念犧牲。在放逐與死亡任擇其一的情況下,他挑選了死亡,喝下毒液自殺。

  在 十八世紀以後,西方文人有許多選擇自殺作為終結生命的方式:早在1911年11月25日,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在自己70歲生日這天選擇了安樂死,一針氫氫 酸毒劑注入體內。同時自殺的還有他的夫人69歲的勞拉。他們自殺的原因是,拉法格決定不使自己的生命越過70歲,以免「成為自己和別人的累贅。」

  寫出過《熱愛生命》這樣作品的傑克·倫敦給1916年在精神極度空虛的悲觀失望中自殺;正如他自己寫的:「爬上山峰之後,發現一切都是虛空。」

  以 「硬漢派」著稱的海明威對美國文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。1954年,瑞典皇家科學院授予海明威諾貝爾文學獎金。他在晚年患有高血壓、糖尿病、鐵質代謝紊亂等 多種疾病,精神抑鬱症十分嚴重。在海明威驚險和傳奇的一生中,死亡幾乎一直形影不離地伴隨著他,而他也一次次死裡逃生;直到1961年7月2日早晨,這一 次,命運沒有出現意外,因為導演死亡的就是他自己。

  對於茨威格來說,選擇自殺結束生命的理由是:「我精神的故鄉已經毀滅。」 1933年希特勒攫取政權後,茨威格的作品和海涅、托馬斯·曼等眾多猶太作家的作品一起被付之一炬。1942年2月22日,雖然他已遠離戰火硝煙的歐洲, 但當日本參戰、新加坡陷落的消息,茨威格對和平的到來徹底絕望了。 他留下一份簡短的遺書。他說:「我要用我的軀體反對戰爭,用我的生命維護和平。」

  弗吉尼亞·伍爾芙一生中多次精神失常,母親、父親相繼病逝,是她難以承受的打擊。她的小說《達羅威夫人》中即充滿 了對病態幻覺的真實生動的描繪。她把藝術看得高於一切。不過,她每完成一部作品常會出現病兆。性格多變的她經常在臉上看出她內心的痛苦。1941年3月 28日,精神上再也無法承受巨大壓力的她寫了遺書後投河自殺。 寫有著名長詩《列寧》、《好!》的馬雅可夫斯基是蘇聯俄羅斯詩人。由於屢遭「無產階級文化協會」和「拉普」成員的排斥和打擊,身邊常有「契卡」人員的跟 蹤,詩人於1930年4月14日絕望自殺。 長詩《放開喉嚨歌唱》是詩人最後一部作品。

  在同一時期選擇了自殺做為手段的還包括:因被當作個人主義、頹廢派和流氓的典型而放逐在詩歌的主流以外的葉賽寧; 法捷耶夫,他在晚年痛感自已把大量的時間浪費在有害無益的行政工作上,希望改變文學的體制,撤銷蘇聯作協,代之以創作俱樂部,但他的建議為作協其他領導成 員一致否決;茨維塔耶娃,她不顧白俄僑民的恫嚇與威脅,毅然回到祖國的懷抱,其結果是,丈夫和大女兒都被當作反蘇分子投進監獄,小女兒則由於口糧短缺而餓 死,她本人連一份餬口的工作都找不到……

日本名家

  日本的自殺風氣有著獨特的歷史文化 因素。日本著名學者加藤週一認為,自殺在日本文化中有其特殊的重要性。在日本文化和歷史核心中,本身就存在一種追尋自我毀滅的傳統。日本人崇尚自殺,他們 認為自殺是一種有著明確目的的高尚行為。在捐獻生命之際,能體驗到一種道德昇華的慷慨淒涼的滿足。正如他們所最愛的國花——櫻花,在開到最盛的時刻凋零。 日本人認為,死是生之延續,死是道德的自我完善,是一種修身律己的行為。(自然,這條定律不適用政客:所以政客出了醜聞只要拐秘書替他自殺就行。正如當年 神風的鼓吹者中也只有一個大西是自殺的)

  日本作家的自殺傳統可說 由來已久。著名的日本文學界「泰斗級」人物、亞洲第二位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川端康成,在獲獎後的第三年自殺身亡,震動了世界文壇。川端康成對因自殺身亡的古 賀春江的口頭禪極為讚賞:「再沒有比死更高的藝術了。死就是生。」川端康成在極度憂鬱、矛盾中選擇了被他認為自殺的「最高的藝術」。類似自殺的作家還有很 多:北村透谷、有島武郎、芥川龍之介、牧野信一、太宰治、田中光英、三島由紀夫等。